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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盯着印尼纪事,听老华侨讲那过去的事情……(一)

来源: 丁剑印尼纪事   日期:2018-07-30 19:52:34  点击:9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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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丁剑

    这些年,人们好像越来越喜欢怀旧了。

    比如笔者本人,因长期从事文字工作,从青春年少到油腻中年,想象力已大幅退步,不再追寻当年做梦的幻想,所以愈发对一些老旧景物和陈年故事感兴趣了。这种症状,其临床表现为:不仅爱回忆自己经历过的旧日时光,而且连那些年代久远,我完全没有见识过的前尘往事(比如有关印尼华人的历史),也是情不自禁怀念不已(这里可能用词不准,但也想不出更恰当的词汇)。

    我为什么喜欢往后看呢?

    还有一个原因,这十几年来,我一直为上年纪的华商前辈写传记,所记录的,多半是印尼华人社会的历史云烟。在这个过程中,我本人也渐渐年华已逝,岁月老去。正所谓:浮生半世无人知,浪迹多年何处去?再加上“尘缘多纷扰,寸心意难决”,不知不觉,便免不了发出今不如昔的感叹。

    这或许就是一种自然规律,我凡夫俗子一个,如何能够超脱!

    好了,我先闭嘴——再唠叨这些人生如梦的废话,就变成叫人起腻的鸡汤文了。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印尼华人几十年前的市井生活,再往前回溯,也有一些荷兰殖民时代与日本占领时期的趣闻轶事。

    百年老店“德胜号”与早期椰城华侨大户廖家往事

    2007年,笔者为印尼太极气功协会(PORPI)的创始人和主要推动者廖展远(印尼文名字:詹德拉·赫拉瓦蒂·维加亚TJANDRA HERAWATI WIDJAJA,不过大部分华人都叫她展姐)写了一本传记。

    展姐属鸡,生于1933年,是椰城土生土长的客家人,祖籍梅县松口镇,能说一口地道的梅县客话。我跟她其采访的时候,展姐已75岁,仍坚持每天清晨4点起床,5点就驱车赶到史纳延体育场,为几百名印尼人教授中国太极拳。

廖展远(1933—2015)。图为时年75岁的展姐仍然英姿勃勃,在雅加达史纳延体育场带领印尼太极运动爱好者练习太极气功操。

    我那时和一位哥们兼摄影搭档小孟住在展姐家里,每当跟随展姐奔忙一天,回家吃过晚饭,小孟去房间玩电子游戏了,我就坐在餐厅陪展姐聊天,柔和的灯光下,听老人娓娓讲述着过去。

    廖展远的祖先,住在梅县松口“到车村”。村民以廖姓人为多,而廖氏族下南洋的历史可谓悠久,在展姐出生前上溯四五代,还是满清统治,其太公先祖便已从火船码头登船离乡,南渡印尼。

    那时梅县的华侨,都是通过“水客”或亲朋好友帮带到海外的。他们矿山、工厂做苦工,有的替荷兰人修铁路,或者在橡胶园里种植橡胶。

    也有聪明勤奋的客家人,后来在积攒了本钱自己开店做生意,并渐渐发迹成为殷实富裕的工商业者。廖氏太祖父属于头脑灵活、善于打拼的老一辈,他在当时荷印总督府所在地的巴达维亚(即雅加达)华人区WARUNGTINGGI,开了一间TEK SUN HOO咖啡加工厂,中文叫“德胜号”,并代代相传。

    在种植咖啡的亚洲国家中,印尼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其境内共有中三个大岛:爪哇、苏门答腊、苏拉维西出产全球最重要的咖啡。17世纪中页,荷兰人就把咖啡树带到了爪哇。18世纪,印尼已经成为咖啡的主要生产地,所产的优质阿拉比卡咖啡几乎全部供应给欧洲。廖展远前辈所开的咖啡厂,即是靠加工这种优质的“德胜号”阿拉比卡爪哇咖啡豆而创出牌子的。它有一种浓郁的芳香,酸度较低,口感润滑,与摩卡咖啡拼配在一起,所造就的TEK SUN HOO咖啡,成为顶级咖啡的代名词,至今在椰城妇孺皆知。

    1938年雅加达(当时叫巴达维亚),廖氏咖啡工厂“德胜号”庆祝成立60周年的纪念照片。

    1933年廖展远出生时,廖氏咖啡厂已是巴城同行业中最有名的一家。

     “哇嘟!我父亲工厂生产的咖啡味道实在很好,喝了会使人上瘾!工厂除了做咖啡,同时也经营罐头生意,后来父亲把它交给我的弟弟掌管,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兴旺的。”

    廖氏一家虽然很早就来到印尼,但和祖国故乡的关系却从未中断,其后代子孙曾有多人被送回中国读书求学,这似乎成为廖家的一个传统。比如,廖展远的父亲当年就曾在汕头买了一座大房子,把两个儿子从小安置在那里上学,接受中华文化教育。

    实际上,从廖展远的祖父那一辈起,廖氏后人已有了印尼血统,廖展远的曾祖父娶的是一个印尼姑娘,曾祖父把她带回中国,先后生了9个孩子。其中一个男孩就是展姐的祖父廖心尧。

    廖心尧天资聪颖,长得清秀俊朗,一表人才。他虽然是印尼妈妈生的,可是长大了,却不愿意讨印尼人当老婆,甚至也不想和土生土长侨生女孩子结婚,而是一心要娶中国的姑娘。他回到松口老家生活了一段时间,便称心如意地娶了一位名叫梁对妹的客家女子为妻,然后又把她带到印尼。

    祖父与祖母在印尼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廖天雨,即是廖展远的父亲。受父母影响,廖天雨到了十八九岁,他也返回中国娶了一个太太结婚成家。

    此时,祖父廖心尧在雅加达工商界已经是有影响的人物。他不仅拥有咖啡工厂和店铺,还在哈亚普鲁(HAJAM WURUK)大街的一条巷子里购置了一大片几十间房子,除自家老小和公司雇员居住,其余的都租给别人开店或住家。

    在廖展远小时候印象中,祖父是个讲究生活品位的人,外表洋派,穿西装、戴礼帽,总是衣冠楚楚,一丝不苟。她曾听父亲等长辈说过,早年间没有汽车,祖父出门时,乘一辆双马并驾的四轮马车,前轮较小,上面有一个红金丝绒的驭者专座,后面两个轮子比较高大,车厢采取悬挂的方式,用弹簧片与车梁上的一块铜板相联,以减少颠簸。他把这辆专用马车打扮得漂亮而又豪华,顶棚是真皮缝制的,车厢里全部是用天鹅绒装饰铺设的,祖父坐在车上,就像一个欧洲贵族那样很有些矜持的风度。

    用给孙辈取名的方式,盼中华祖国强盛

    那时候廖家是个非常热闹的大家庭,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叔叔婶婶及一大群孩子——此外还有从20多个从中国家乡请来的店员(都是松口乡下的亲戚朋友),全部50多人都在一个锅里吃饭。祖父是大家长,说话很有权威。他的国学功底很好,也有现代意识,虽外表洋派,但内心深处却渴望当时积贫积弱、受尽欺侮的中华祖国,有朝一日强盛起来,让海外儿女扬眉吐气。于是,他把自己的这种愿望,以给孙子孙女取名字的方式体现出来。

    展姐父母刚结婚,祖父便提前定下“文明进展,世界称雄”这八个字,并按廖氏下一代人的“远”字辈分,为未来的孙儿孙女取好了名字。孩子接二连三地出世了,祖父按部就班对号入座,一一为孙辈命名:老大文远、老二明远、老三进远,以此类推,以下分别是——展远、世远、界远、称远和雄远。

    廖展远的父亲为人随和,平常喜欢和孩子们说说笑笑,好象朋友一样。只是一家人在饭桌上随意闲谈时,父亲定下的规矩是:一定要孩子们都讲客家话,如果谁在说话时夹带着印尼话,父亲就会用客家话骂上一句:“半桶番!”

    早期下南洋的华侨大都目不识丁,一旦站住脚之后,他们要做的头一件事,便是让自己的子弟学习祖国的文字和当地的语言。因为只有掌握这两把钥匙才能打开两国的大门,能够长期生存和发展。廖展远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那个时代华侨中少见的饱读之士,所以更加重视他们兄妹的教育问题,廖家是办厂的,家道殷实,男孩自不必说,女孩也不例外,廖展远和姐姐以及妹妹皆从小便被送进华人开的幼儿园,然后小学中学一路读上去。

    1950年,18岁的展姐自雅加达中华中学高中毕业。

    2007年,我的同事小孟在廖展远家楼梯上,为时年75岁的展姐拍摄了这张穿印尼巴迪克衣裙的盛装照。2015年,展姐在雅加达逝世。

    那时印尼客家人的年夜饭

    廖家是印尼客家人,一向重视中国的传统节日。虽然印尼365天都是夏天,一年只有旱季和雨季,并无春夏秋冬之分,但华人还是要过中国的节日、端午、中秋和春节,而且非常讲究。

    广州有一位名叫张茂荣的梅县籍客家人,是印尼归侨和雅加达巴中校友,上世纪五十年代回国定居。张先生文笔很好,曾在文章里描述过一幅那个时代雅加达客家华人的生活风景画,读来令人津津有味。

    一到过年,客家主妇下厨主理的年夜饭菜肴,少不了经典的白斩鸡夹火腿、霉菜扣肉、焖海参”、咸菜猪肚汤”、猪肉炒唐山蒜等。

    唐山蒜是过年前在唐人街班芝兰的年货夜市(Pasar Malem) 里的“章长盛” 铺头买的,是地道的中国北方产的大蒜,加些黄酒炒出来喷香而嫩滑,味道醇厚。那时,在班芝兰一连三晚的Pasar Malem热闹非凡,人头涌涌,叫卖声此起彼伏,平时看不到的年货充斥各摊位,尤其是当地人称之为Kuwe Cina的“甜粄” 即年糕,人们购买时几乎不用讲价,老人们说:一年一度,过年不讲价,让大家都开心。

    大年初一、初二、初四除了去拜年(初三是“穷鬼日”不去拜年)外,就放爆竹、看电影,到“快乐世界”玩,当然最有劲的是看舞狮,常常跟着震人心弦锣鼓声的醒狮队到处跑,回来后,几个同龄人就捏起拳头,围着一张忘了是谁家门前的破桌子,把桌面当鼓面,一起学着醒狮队的鼓声用拳头击打起来,相互提醒击打时的轻重缓急,却也击得有板有眼,直到围了不少人,击得满头大汗、双拳通红!大人也不干涉,还拿出一大碟热腾腾的“煎甜粄”犒赏孩子们。

    那时,常有一队队当地人组成的“荷兰吹” 乐队(Tandji),荷兰人曾统治印尼300多年,那时,人们常把“荷兰”作为“西洋”的代表,因此,叫洋鬼子为‘荷兰鬼’、马铃薯为‘荷兰薯’、 而洋乐队 就叫‘荷兰吹’了。乐队里有提琴、小号、大号、大鼓、钹,甚至黑管,趁新年挨家挨户吹奏同一个曲子讨赏,因此吹奏得相当和谐。事隔半个多世纪,都还记得那首年年吹奏的欢快曲子。也常有人背着“竹筒乐器”(Angklung) 挨户表演,那Angklung摇出的阵阵竹筒音乐,会使周围万籁皆寂,令人心旷神怡。”

    这是一张印尼原住民画家创作的华人街区的风俗画,画中描绘的是雅加达班芝兰草埔一带华人早年居住的地方。靠近河边的房子和店铺多为中国南方风格的建筑,有两家店铺的招牌上用汉字写的是华人老板的名字:方孝宗、莫法奎。另一间店铺的山墙上写着“恭候”二字。

    廖展远父母的家离班芝兰不远,所以张先生描写的上述情景,展姐当年也都经历过。

    她们这一辈老椰城华侨都记得,当时班芝兰街头最高的建筑物是“中华中学附小”大楼。常有一位名叫孙兰馨的山东大汉,每到下午就在中华中学附小楼下,把各种自己炼制的跌打膏药和药丸摊在地上,敲起铜锣,引起一群路人围观,而后表演相当精彩的小魔术和小杂技。等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就抽出一条约1米长,1至2公分厚的铁尺,往自己左肋猛击七、八下,击到铁尺弯曲,左肋通红,有时还有一些血迹。接着把沉重的铁尺“咣当”一下扔在地上,以此证明那是真铁尺无疑。然后取自制的膏药贴在通红的肋下,加服一粒自制药丸后,才开始宣传叫卖他的膏药和药丸。那时,在印尼的有些山东人,敢一个人单抢匹马,用一根丈量布匹的长尺 ,挑背着一大捆各种布料,到印尼的偏僻乡村走街穿巷叫卖,因为有一身功夫,从来不怕给人抢劫,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融洽的很。

    展姐娘家是个有50多人吃饭的大家庭,过节准备吃的东西,数量之大,非一般小户人家所能想象。比如端午节包棕子,祖母、母亲提前好几天便协同指挥佣人和孩子们轮番上阵,一起动手,单单棕子里面包的肉就要买上30公斤。 廖展远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过年时做年糕,母亲很勤俭,家里虽然有钱,也不让上巴刹买现成的。年前一个多月就要买糯米,一买几百斤,洗了,糯米要自己舂。煮好黄糖,还要阿展和姐姐两个人揉,揉得两个拳头都是红红的,谁也不敢偷懒,因为阿婆说了,小孩子谁不干活,做好了就不给谁吃!

    “连着3天,要做100多块脸盆大小的年糕,做出来还要放上蒸笼蒸14个小时,很大的锅,躺个人进去都可以,笼屉十几层往上摆,还要不停地烧火。最辛苦的是,蒸好了,年糕取出来很烫啊!要即刻泼上凉水用手使劲拍打,因为打了以后年糕才发亮,看起来好看。”

    六七十年前的往事,仿佛就在昨天,历历在目,那么真切,展姐因此感叹:“那时候的孩子多么勤劳能吃苦,哪象现在华人的孩子,不管家庭怎样,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啊!多么享福!”

    日据时期的苦日子,也有认华侨当老爸的日本军官

    1942年1月,日军南侵印度尼西亚,先占南苏门答腊,再占加里曼丹、苏拉威西等外岛。3月1日,日军各部队分别在爪哇岛的三个地点登陆,只派了一个师团兵力便席卷爪哇全岛,5日攻占巴达维亚(雅加达旧称),8日攻占苏腊巴亚,9日攻占万隆,盟军投降,爪哇岛全部沦陷。在各地登陆的日军司令官,操控印尼人的生杀大权,凶恶的日本人一来,华侨和印尼当地老百姓原本平静祥和的生活被彻底打乱,陷入恐怖和饥寒交迫的深渊。华侨的命运,亦因地而异。

    印尼文友戊草在其《少年往事》一文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日本侵略者登陆爪哇岛之前,统治印度尼西亚的荷兰军队已经先行撤离,当时我才七岁,在西爪芝加冷小镇,亲眼看到满载武装军人的大型运兵车,一辆接着一辆在通往巴城(雅加达的旧称)的公路上行进,轰轰隆隆的汽车引擎声,连续闹了整整两天,公路上扬起滚滚红尘。在大路两旁围观的印度尼西亚人都喊着:Konpoi! Konpoi!后来念高中时,才知道那是从英文的Convoy演变而来的印度尼西亚文外来语。中午时分,Konpo还一连串地停下来,让官兵下车,每人手里捧着罐头食品在树阴底下就餐。我跟着胆子大的孩子,走到那些官兵前看他们进食。记忆中他们显得沉默,可能是因为日寇大兵压境,他们奉命撤退的缘故。他们偶然看着我们,有的还从口袋里摸出几颗糖果,发给我们这些孩子。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蓝眼睛、高鼻子、面色通红的荷兰军队。回到家里,给大人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大人说现在时势很紧张,日本鬼子要来了!

     不久,日寇真的来了!他们使了奸计,故意在荷军撤走后不登陆,让印度尼西亚各地处于无政府状态多日。其实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挥军南进前,就已派出许多装扮成商人、教师、医生等特工,在印度尼西亚各地详细了解地理、交通、防务、政治等情况,包括华人社团、学校和媒体的情况。日本特工在日寇登陆前还鼓动各地的印度尼西亚暴徒,乘无政府状态之机,对华人进行抢掠、杀戮,并把华人的房子拆光、烧光。”

    另一位万隆华侨林扬陈先生,也在其自传体小说里,记录了日军占领万隆期间的亲身经历:

    “日本鬼子在万隆,强迫行人一见到他们必须立刻停下来弯腰鞠躬,许多人出门最恐惧的是,如果忘记向日本兵鞠躬致敬,就会惨遭毒打甚至丧命。有一次我在日军警备部门口亲眼看到:

    一个中国男人从前方骑着一辆脚车过来,他在车上向那个日本兵弯腰鞠躬。因为脚车的扶手比较高,鞠躬不能做到九十度,就被那个日本兵用枪托打下脚车来。那人从脚车上摔下来时就在地上不动了,从他头上爆出血来。那个日本兵还用穿着军靴的脚踢到他翻了几翻。

    日据时期,因为日本人把印尼市面上的布料都抢走了,即便是以纺织工业著称的万隆,大家也被弄到缺衣少穿。不论是印度尼西亚土著,或者是穷苦的华侨,因为没有衣服穿,就用装米的麻袋,做成简单的上衣,或者下裙围在身上御寒。”

    不过,日军这支最凶残的队伍里,也有一些人情味浓厚的性情中人。

    比如,展姐有一位廖姓堂兄,已故老华侨廖世承先生,曾用颇具韵味的半文言,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我用大白话稍加改动,现呈现给各位品读:

    “日本侵爪时期,在重重搜括之下,商业受了摧残,市场窒息,十分冷落,乃大开赌禁,想藉此繁荣市面。那时巴达维亚(雅加达旧称)老巴剎有一间赌馆,华人阿明伯是股东兼经理,阿明伯原有生意在班芝兰,日军来后,无可经营,才和几位友人共设赌馆,每天由城区坐马车到老巴剎馆中上班,一天下午,阿明伯生的马车将到老巴剎之际,忽有日本浪人数名,赶乘电车不及,强欲搭阿明伯的马车,阿明伯甚是不愿,又不敢拒绝,正在为难之际,浪人身后突转出一名日本军官,喝令浪人不得骚扰老人家,当街予以训责,此时马车已转入巷中,原来赌场已经到了,阿明伯匆匆入内,免惹事端。

   不久那位日本军官也进入馆内,馆中人颇感慌张,阿明伯赶忙叫伙计招待贵宾,不料那位日本军官向着阿明伯连呼爸爸,十分亲热,搞得大家莫名其妙,阿明伯尤其错愕,不知所措,旋即看到该军官意识而和蔼,始稍宽心。军官稍识汉文,据他自述:“本人离家十多年,闻知老父去世,子欲养而亲不待,实怀皋鱼之痛,刚才在路上望见阿明伯与我父亲容貌酷肖,丝毫无二,想不到茫茫天涯,竟遇到再世父亲,我怎不感到悲喜呢?”

    盘桓之间,不觉入暮,赌馆中人遂找旅馆安顿他,军官执意要求阿明伯能与其同眠,时天热,那日本军官就替阿明伯扇凉,俨然对待慈亲,侍奉周到。

    军官在大南门某机关任职,此后常到阿明伯家,见面使叫爸爸,或邀往酒楼用膳,替爸爸盛饭,阿明伯局促不安,无奈他十分诚挚,只好接受。后军官调往井里波任职,来信给阿明伯说:“井里汶花裙缺货,父亲可由吧城办货前来,我替你出通行证,要来时,先打电话告知,我好驶车去车站迎接。”

    这是赚钱的好机会,但阿明伯胆子小,终不敢把握时机,发一笔横财。

    其次农历新年,该军官特地回巴城向这位华侨假“爸爸”拜年,随身带有香槟酒,有三四名卫兵在门外等候,阿明但要邀请他们一齐进屋喝酒,军官不许,在纸上写下“小人”二字,意思是我是有官阶的人,卫队下级不能和我们共席。那军官每回吧城,必往拜候阿明伯,见面时嘘寒问暖,亲爱不渝,时有礼物孝敬,如是数年,直至日本投降,军官遂不复来,不知去向。”

    时至今日,把廖世承老人生前写下的这段旧闻再说一遍,我也并不认为,当年那个日本军官因思父心切,将酷似其父的老华侨认做老爸的行为有多么可笑,或多么高尚。可是无论如何,相比那些冷酷无情、六亲不认的法西斯分子,这种闪着人性光辉的举动还是值得记上一笔。

    本篇拉拉杂杂,写了这些史海钩沉的文字,也不知咱国内的读者,尤其是年轻一辈喜不喜欢?

    如列位看官还觉得可读,我就在以后更新的文章中继续说下去吧。


  (文章出自: 丁剑印尼纪事  微信公众号 丁剑,资深媒体人、传记作家,长期旅居印尼,专注记述并解读千岛之国与华人有关的历史事件、社会精英、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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