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贸部长系列会议8月22日至25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在首先召开的第十四次中国—东盟（10+1）经贸部长会议上，中方与东盟就共同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力争年底前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以及中方提出的加强双方经贸合作的八项务实措施进行了探讨。
正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参加东亚峰会经贸部长系列会议的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表示，此次会议梳理了自第十三次中国－东盟（10＋1）经贸部长会议以来中国与东盟在经贸关系上的发展，推进了双方在当前共同关注的重大议题上的进展，特别是进一步明确了中国与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途径、路径、领域和努力方向。
他介绍说，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东盟（10＋1）经贸部长会议上，双方表示将努力争取在2015年底结束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可以说距离谈判的达成还有“临门一脚”。自2014年8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启动以来，中国和东盟已举行三轮升级谈判，双方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展开了深入磋商。
中国-东盟于1991年建立对话关系，2010年自贸区协议实施，对东盟中六个国家95％零关税，对CLMV（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的零关税在2015年底实现。然而，当双方经贸关系走到谈判自贸区升级版的时候，更加值得我们关注的不再是以往的关税减免种类、贸易和投资数量、法律条文的增减，更重要的是，如何全面推进整体的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登向高质量台阶。
亟待寻找合作新机会
东盟每年召开经济部长会议，并与伙伴方再单独举行会议。而在2015年8月21日，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刚开始不久，日本商界即向东盟表达希望为其“后-2015”发展与之合作。由此，日本成为第一个在2015年东盟经济共同体即将成立的关键时点向东盟提出全面经济合作愿望的国家。FJCCIA（日本在东盟商业和产业联合会）成员企业目前在东盟有6500家，这被东盟视为高水平FDI和对东盟经济巨大信心的体现。
东盟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据2015年8月19日东盟官方统计信息，东盟年均经济增长率已达5％。2014年GDP增长4.6％，其经济规模相当于美国的15％，而2004年时，仅占美国经济规模的7％。
GDP的增长引导了人均GDP从2013年3908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4130美元。服务业继续作为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项，占2014年区域总GDP的50.1％。
从东盟六国（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经济增长情况看，2014年除马来西亚以外，都经历了增长下降的情况，从2013年的5.1％，到2014年的4.3％。而形成对照的是，CLMV国家2014年经济增长为6.6％，比2013年提高了0.4个百分点。反映出后发的东盟四国有更强的增长形势。
2015年8月下旬举行的第47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讨论了东盟经济共同体实施措施，特别是完成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所作出的各项承诺，开发《东盟后-2015年经济愿景》和今后十年的战略行动规划；开发《2016－2025东盟中小企业总体规划》。
东盟官方表示，东盟经济共同体寻求在十个成员国之间正式建立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最后将各国的国家经济整合成单一的区域集合体，在东盟创造一个无缝的贸易和投资机制。目前东盟GDP约为2.7万亿美元，2020年将达到4.7万亿美元，以成为全球性强大经济力量。2014年，东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高达1360亿美元，超过了中国，其中地区内投资贡献率约达20％。
2015年8月东盟经济部长会议提出，《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规定必须采取的措施完成率达91％，还需增加完成46项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在制定“后-2015”东盟经济愿景方面，东盟强调将对法律改革设定具体目标，以切实为地区内贸易投资创造便利。
而2014年8月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主要分析了GDP增长、出口量、出口目的地、FDI，以及CLMV国家的增长/FDI/重要支柱产业（建筑和制造业/服务部门）的增长；东盟国家等待美日欧经济好转，以便出口；宏观经济环境；稳定价格；实现东盟整合目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缩小东盟内发展差距。按当时的公布，东盟经济共同体229项目标，已实现82.1％。
东盟目前的主要对话伙伴国家有十个：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加拿大、美国；主要对话伙伴组织有：欧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很多国际和地区组织；主要对话伙伴机制有：东盟10+3、东亚峰会、各方派驻东盟使节、东盟对话协调国。
于2010年1月1日生效的中国-东盟自贸区从人口规模而言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从GDP而言，是第三大自贸区。
目前，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2014年东盟对外贸易总额约2.53万亿美元。其中，与中国的贸易额为4801亿美元，约占东盟总贸易额的19％。占中国对外贸易额的11.16％。2015年双方期望贸易额突破5000亿美元。2020年双边贸易额目标为1万亿美元。
投资方面，截至2014年底，中国和东盟双向投资累计超过1300亿美元，其中东盟国家对华投资超过900亿美元。中国对东盟投资则相对薄弱，2014年为89亿美元。2012年－2014年，中国对东盟投资仅占东盟外资流入量的5.8％，相比较的是，日本占15.3％。中国投资领域多集中在电力、桥梁、农业和较低端制造业项目，日本则在城市破旧公共设施改造。中国未像日本、美国、印度等国家，在经济部长主要会议后作为单个国家，以商会对话的机制出现。说明中国在与东盟的具体经济对话方面与美日印相比，遗漏了一些机会。因此，在升级版谈判中，应该建立起类似机制。
另外，与东盟经济对话的发展阶段上，中国仍处于相对低端的阶段。以中国和日本为例，从东盟与伙伴方对话议题状态来看，东盟-中国是“在加强和升级‘东盟-中国自贸协议’上取得进展”；而东盟-日本是“达成‘东盟-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协议’的服务贸易和投资规则”。
这表明两点：一是与“全面经济伙伴协议”相比，“自贸协议”本身即为单一、有局限性的，即便升级，仍存在大量未知和不确定性；二是东盟-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协议中的“服务贸易和投资规则”，是在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基础上直切服务贸易和投资规则主题，而升级版“东盟-中国自贸协议”只是努力朝向这一主题的阶段。
况且，以自贸协议来看，前期实现零关税为目标，而若升级版，则以简单化的进出口数据已不能说明问题。升级版的关键在于经贸关系本身的质量和多样化。关税、服务、通关便利化、措施、政策和实施工具本身都应该升级。例如，借鉴新加坡为“智慧国”目标而制定感应器规则标准的经验；借鉴日本对东盟国家经贸从政府到企业配套和连贯行动的经验，将农产品(000061,股吧)、资源产品、制造业、服务贸易（例如金融、物流等）、高技术产品、人员交流、技术转让、投资规则、教育、科技、公共卫生/环境、经商便利度等等，提高一个层级。
更新认识东盟主体的涵义
东盟2015年底建成经济共同体，有自身的发展宏图，有总体规划，有相关达成目标，因此，东盟作为地区整体，必然希望以自己的力量为主导，结合对话伙伴的力量。有观点认为，东盟推动RCEP是希望通过这一机制增加力量，以此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过，从2015年8月21日－25日东盟经济部长会议的主要议题可以看出很多不同。东盟与多方展开经济对话，差异的对话进程和机制状态值得我们注意和分析。
在“后-2015”年，东盟将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因此，不同于两个国家间的自贸协定，中国作为一个单个国家将面对一个区域经济整体，这意味着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在升级双方自贸协议中，应考虑中国与东盟整体和十个成员国个体的层叠关系。
从整体关系而言，以东盟为主体，发展双方经贸关系，即结合东盟共同体的发展蓝图和目标确立广泛的贸易、投资和经济活动便利措施，实现升级。这不仅不会损害中国利益，反而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大的成长和合作空间。
从东盟十个成员国而言，它们在东盟共同体中既是总体的参与者，也是各个重要角色的扮演者。而东盟-六国和CLMV国家有发展差距，特别是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仍然属于联合国标准的低速发展国家。中国将分别与东盟十个国家谈判自贸协定，其措施、目标、标准自然将不同。
对于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2011年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建设10+6自贸区），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东盟并未将“后-2015”的发展重点放在任何一个经济合作机制上面，RCEP的重要性已从前几年的积极推动，到无从进展，再到目前东盟努力激活多样化伙伴对话机制，而不局限在一项机制，反映出顺应共同体建设需要的变化。其原因是东盟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三大支柱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没有哪一项能够独自前行——合作机制的复杂性也融于其中。
因此，近两年来，东盟不仅与十大对话伙伴国加强联系，也与其他对话伙伴机制及世界多方力量举办交流合作活动，签署合作协议等。从东盟官网信息初步统计，从2014年1月到2015年8月23日，东盟与欧盟主要对话交流活动有11次，与欧洲的单个国家共有30次对话交流；东盟单独与日本洽谈合作交流达15次，与韩国12次、与中国10次、与印度8次，与俄罗斯5次、与美国11次、与澳大利亚/新西兰15次；东盟与非州、拉美和亚洲其他国家/地区交流16次，与OECD和UN机构达6次。
上述信息表明，东盟已将对话活动向全球铺展。对中国来说，与东盟打交道，支持其主导地位是对的，但继续把目光放在支持RECP即认为是支持东盟主导，或自己把注意力放在10+1、10+3、10+6上则是相当片面的。东盟的对话/伙伴/合作方明显扩大、东盟的利益重点日益聚合，而中国未看到动态变化的结果就会丢失机会。
结合近年我们对日本-东盟关系所做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经济合作机制只是对话交流的形式之一，一如对TPP、RCEP，虽积极参与不影响自身观察变化、跟随变化的步伐。
高端经贸关系需要金融业升级
金融合作、银行合作、融资合作无论哪一种提法，都在中国-东盟自贸协议升级中占有重要位置。主要原因是，中国与东盟的经贸交易成本巨大，除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物流的巨大成本外，资金融资的成本也高。中国对东盟的项目和融资资金主要来自几个政策性银行，如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以及商业银行，如中行、工行等，而没有系统稳定的融资渠道。国内有研究认为，东南亚国家银行金融政策体系、法制建设水平差异大、外汇交易风险大、边贸依靠“地摊银行”等，形成“金融门槛”，并建议设立中国-东盟银行、产业发展信托投资基金和区域性保险机构等。然而，我们的研究则提出稍微不同的观点。
我们认为，在自贸区升级版谈判中，金融银行业本身就需要升级，不仅提供便利交易结算和各种服务，而且作为高端经贸关系的一项功能而存在。在目前中国已提出亚投行的基础上，资金和管理力量不易分流。透支自己的金融和融资承诺将带来更大风险。以日本、新加坡对东盟的融资为借鉴，新加坡淡马锡作为主权基金，除国内外，主要资金项目放在东南亚地区，多为基建、金融和制造业等。ADB（亚洲开发银行）主要支持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亚洲基建项目，但大量资助项目是落后地区减贫和城市旧交通设施改造等；日本企业和商业银行是在政府引导的东南亚合作协议后进入当地，产官商结合提供项目支持，这在“东盟-日本全面战略伙伴协议”中已经体现，而不需另搞与东盟的银行。
因此，没有捷径可走，设立名目繁多的金融机构不是升级。金融银行业本身升级的做法就是：现有机制的充分运用，现有资源的充分挖掘，现有力量的充分整合，将对东南亚落后地区的融资项目先放在减贫和公共设施上；其次，企业/产业项目在亚投行、政策银行、商业银行的实效合作上展开，降低内部和外部交易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