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十二五”期间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文化突出问题(下)

时间:2017-09-09 01:03:09来源: 东盟华商在线

王 杰 任九光

二、原因分析


上述制约因素之形成,原因复杂多样,但从主要方面看,大致可以从文化自信的丧失、社会转型的必然和社会心理的浮躁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文化自信的丧失是文化领域乱象的思想根源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启中国近代史以来,中国就失去了从容自主、清醒全面判断的外部条件。救亡图存的赶超式发展成了中国近现代化的主线,全社会的物质、资源甚至思想、精神等都围绕着这一主线运转。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中国多数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几乎完全丧失。随着历史的推演,由对西方船坚炮利的崇拜,发展为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崇拜,成为当前经济发展至上论、唯GDP论的深层思想根源,导致我们在面对环境严重污染、贫富分化悬殊、社会矛盾激增等问题的同时,尴尬而痛苦地发现物质生产的发展并不能替代精神思想的空虚。部分极端的全盘西化论者不仅崇拜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事实力、物质生产能力、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甚至崇拜西方的汉堡包、牛仔裤、钢管舞、嬉皮士,言必称欧美如何如何,完全丧失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尊。同样值得反省的是,那些全盘复古论者,在倡导回归传统文化的同时走向了极端复古和保守,完全忽视了时代的发展变化,否定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之间的区别,采取一种盲目自大的态度。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错误的。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时代特点,要求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同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重新树立文化自信,全面把握时代特点,积极消除片面文化思想产生的根源,坚定而自信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地科学发展。


(二)社会转型的必然成为产生文化乱象的现实土壤


回顾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特点,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开展的,从资源配置机制开始,逐渐拓展到价格机制、产权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市场经济体制、相应法律制度保障等层面。相对于经济、政治领域,文化处于思想观念甚至风俗习惯等深层领域,因而,从改革发展的次序上看,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就决定了先发展有形的物质文明再发展精神文明的现实合理性。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央一直要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实践中却出现只抓物质文明忽略精神文明局面的原因。


当前阶段文化领域对科学发展出现诸多制约因素具有发展层面上的必然性。过于关注物质财富的积累,必然导致市场经济冲击下文化领域出现停滞甚至倒退,思想、价值、道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滑坡。需要指明的是,目前改革必须而且应该把文化的发展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相对于长期滑坡的文化领域,当前在改革开放中贯彻科学发展观,就必然面临文化、价值、道德支持力量不足的现实困难,从而形成文化领域制约科学发展观落实的种种因素。文化建设,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可以说,文化领域制约因素,是社会发展中长期忽视文化建设的结果,导致薄弱的文化基础消解了社会生存基础,无法支持社会进一步发展,从而对社会的整体全面发展形成明显的制约作用。


(三)社会心理的浮躁是产生文化乱象的重要原因


科学发展讲究全面协调可持续,而现代社会几乎无处不在的功利主义强化了社会的浮躁心理,从思想层面破坏了科学发展的可持续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陷入盲目追求眼前利益的被动局面。


功利主义推动的社会浮躁心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破坏了整个社会正常发展的基础。相当部分领导干部急功近利思想严重,盲目追求短期政绩而忽视科学发展的长期要求,中央要求发展文化产业,他们就不顾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要政策要支持要条件,搞出一堆虚假繁荣的数字堆砌政绩。部分官员急于升官,部分商人急于牟利,部分学者急于名利双收。体制内是上面让干什么我就拼命吆喝什么,以积极的贯彻落实进行积极的反抗;体制外是当前环境允许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丝毫不顾今后的长远发展。于是宝贵的资源和珍贵的发展时机就在浮夸中浪费了。急功近利的浮躁社会心理已经成为社会整体发展的一大毒害,也成为腐蚀体制先进性的主要因素。不扭转社会的浮躁风气,整个社会的科学发展就不可能全面协调可持续。而急功近利浮躁风气的扭转,主要在于体制内的带动和社会舆论的引导。能否以扭转体制内急功近利浮躁风气而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扭转,成为“十二五”和今后一段时间能否落实科学发展实质的重要因素。


三、对策和建议

在信息手段日新月异、国际交流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从文化竞争方面增强实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推动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一)树立社会主义文化的道路自信

中国文化历来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传统。当前中国文化既有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也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同时还有近现代文化交流以来吸收的西方文化。在此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背景下,要继续保持海纳百川的胸怀,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教育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正确认识东西方文化中各自具有的精华和糟粕,纠正全盘西化思想和全面复古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地位,以优秀的作品引导人民群众恢复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既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也不盲目自大中国传统,走出一条充满自信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二)从人才培养的根本打牢文化基础


文化领域涉及行业众多,异彩纷呈。然而文化建设的核心体现在人才的作用方面,因而必须从人才培养的长远眼光出发,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决心,力求打牢文化发展的人才基础。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也是当前国与国之间竞争的最高层次。文化人才的培养,在一定意义上是国家教育水平的整体体现。在当前国际人才竞争空前激烈的情况下,应以此为契机反思当前我国整体的高等教育机制,一方面强化高等教育的社会科学基础,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增强高等人才认识历史分析变化把握规律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瞄准国际文化市场竞争,从文化发展的专业设置上突出文史哲、艺术、音乐等基础领域和现代化与后现代研究、市场营销、市场推广等方面的结合,研究生阶段可以更多考虑文化的交叉学科,注重培养具有多学科交叉背景的高层需求人才。同时可以在一定阶段内借鉴师范类学生减免学费的方式,鼓励学生投入到文化发展的研究中去,着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精髓和时代发展的不同表现形式结合起来,同时运用市场机制的手段进行包装与推广,才能切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复兴赋予现代市场活力。


(三)在全社会大力进行道德文化建设


树立价值引导的“标杆”,强化“正能量”的社会风气。首先,把各级官员的官德建设纳入到考评体系中,在领导干部中形成讲“四德”的风尚。对一些官员滥用职权、道德腐化等现象,须坚决严惩,绝不手软。其次,把做人、敬畏、感恩等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中,改变我国现行教育体制中重视知识,忽视道德教育的倾向。可以从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古代中华美德经典入手,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再次,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的引领作用。对一些纯粹“娱乐化”的节目,要从社会道德建设的高度认真进行监督,加强媒体道德自觉,维护“荧屏”纯洁。媒体要积极发现现实社会中的道德“闪光点”,不断推出、宣传感染人、感动人的孝亲尊师、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讲究信用的榜样。


(四)规划文化产业链发展框架


文化产业的核心是能够生产有竞争力产品的文化企业,因而应围绕提高文化企业的产品竞争力,规划文化产业发展框架。第一,企业主体建设方面要兼顾国内国际市场、抓好大与小。文化央企要侧重做大做强,瞄准国际文化航母企业,集中整合优势资源,着力打造能够在好莱坞等国际文化舞台占据一席之地的企业,在抵制西方强势文化入侵的同时,积极向亚非拉国家传播中国的和谐文化。地方文化国企要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责任,通过优秀的文化产品引领社会风尚、教化人民。第二,通过政策支持,引导文化产业链健康发展。发达市场经济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文化产业链规划也应考虑到产业链的上下游分工。不仅要重视文化产品生产企业,也要重视影视动漫音乐等衍生品企业的发展。要通过政策支持,将文化产品上下游串联起来,形成创意、制作、合成、推广、衍生品的一条龙产业链布局,处于其中的企业都能享受到文化产品的政策支持,以提高整体产业的竞争力。第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为文化产品服务的作用。要充分运用市场推广手段,在国际国内领域为文化产品服务。中国文化企业的海外发展要借鉴国外企业的市场推广手段,敢于在海外各大媒体采用各种形式加大广告宣传力度,推广中国的优秀影视作品,条件成熟时要筹建国有的大型海外文化推介企业,为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提供媒体推介条件。


(五)提高公益性文化发展水平

公益性文化目的在于教化人民形成健康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使整个社会必须共同遵守一定的文化规范。在当前强调文化产业发展的背景下,更加关注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积极弥补市场经济对文化领域的整体冲击。第一,创新公益文化推动主体建设。以往公益文化主要由事业单位推动,在当前多数事业单位改制成企业的情况下,要明确文化企业承担公益性文化建设的社会责任,通过政策引导促使企业积极投身公益文化领域;同时要积极探索政府事业单位体制创新,克服事业单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弊端,健全事业单位人员收入形成机制,提高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文化服务水平。第二,明确公共文化资源的权属。如电视、广播等行业频道资源具有公共属性,此类公共属性资源不能完全由市场规律支配,必须加强管理引导力度,以避免出现电视台播出“三俗”及违反社会公德的内容。此类具有公共文化属性的资源,应向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倾斜,更多关注弱势群体和社会公平公正,更集中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突出文化的引领和教育色彩。


(六)完善文化政策法规体系


只有通过合理确定政策法规体系,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文化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第一,要通过政策法规体系清除社会低俗文化生存空间。要从立法上出台针对低俗文化的专门法规,降低证据标准,简化司法程序,减少司法成本,便于司法机关、政府管理部门操作执行。可以考虑引入社会力量监督低俗文化的生存空间,实行举报有奖政策,吸引社会力量监控网络、媒体广告中的低俗成份,形成清除低俗文化的良好社会氛围。第二,针对浮躁风气完善党内监督考核制度。应完善统计标准,在文化产业统计中明确规定体制内划转的资产不得列为地方文化产业增加值,并将旅游、体育及相关产品制造等行业产值剔除文化产业产值统计之外,防止地方政府虚报文化产业增加值。应加入对地方政府领导的处罚事项,如地方所属媒体、报刊出现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突出事件,应追究相关部门责任人和领导人的党纪政纪责任,促使政府部门将注意力切实放在对文化领域内容的监控上,提高党委政府对文化领域的掌控力度。


(七)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位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十年来,受国际新型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的影响,我们对生态环境保护是认识大于行动,极端浪费、危及子孙后代和整个生态环境的经济增长方式还统治着我们的发展理念。生态文化近年来学术研究不少,但缺少普及和操作措施,助推生态文明发展漫长而艰巨。为此,需要在思想观念上,牢固树立生态理念;在政策机制上,努力夯实生态文化的体制基础;在宣传教育上,着力提高全民生态道德素养;在行为方式上,充分调动全民参与生态文化建设。总之,生态文化要为生态文明建设“嵌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服务。


(八)以文化引导提升国际竞争水平


当前我国不但面临经济、军事、能源等方面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而且面临着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对我国国际形象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如何从文化角度来消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疑虑和担心,这是成功实现和平发展的关键环节,其中文化影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要素中,文化由于影响人的精神和灵魂,是民族得以传承、国家得以维系的精神支柱,是国家稳定发展的精神前提。建设强大国防,维护国家安全,既要筑牢有形的“长城”,更需筑牢无形的“心理长城”,高度关注文化领域的国防安全问题,认识到文化软实力直接决定国家之间现代文化战争的胜负。失去了国家民族的文化阵地,就会相应失去民族独立的抵抗精神和意志,军事、经济、科技力量再强大也不能避免沦为精神奴隶的命运。同时,在国际竞争中,只有用一以贯之的文化思想统领中国的国际竞争,切实用“和而不同”、“兼相爱,交相利”等鲜明的文化思想指导外交、贸易等国际行为,才能与我国历来坚持的“三个世界”理论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一致,从而凸显出西方跨国资本只知逐利的本质,占据国际竞争中的文化道义制高点,获得更大的国际认可和支持,推动对外交往迈上新层次新高度。 影响科学发展观的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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