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7-09-08 23:18:34来源： 东盟华商在线
80后青年学者杨庆祥结合自己的个人体验、观察和思考，提出一个判断——“80后是失败的一代”。面对这种“失败”，他产生了很多疑问：“我们出了什么问题？是我们自己不够努力吗？80后，应该怎么办？”
“我们的成长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享受了父辈难以企及的物质丰富与个人自由，但我们也遭遇了父辈完全陌生的痛苦，那就是飞涨的房价与贫瘠的收入之间的落差。”
“父辈和我们自身都曾以为这一代可以走出一条新路，可以构建一个新的生活方式，至少在最低的层次上，可以构建一种新的表达自我的方式，新的价值观，或者新的审美，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如果用现实标准来衡量，1980年出生的杨庆祥，应该是个“成功”的80后。他名牌大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研究，工作3年评上副教授，在文学圈里被评价为“国内80后里最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之一”。
但在这位年轻副教授眼中，高学历、知识精英、副教授、青年批评家，这些闪着些许光环的名头叠加起来，也不能遮盖他内心深处的某种“失败感”。
步入而立之年以后，杨庆祥试图找到这种“失败感”的症结，于是他开始直面和剖析自己的成长经历。
他还跳出自己的生活圈子，走近另一些人生轨迹不同于自己的80后，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对话，听听同代人的心声。
杨庆祥察觉到，作为一个80后，缠绕他的“失败感”，并不仅仅是他的个人体验，甚至可能是一代人的集体感触。
他将个人经验、观察和思考写成一本书，并在书中直言：“80后是失败的一代。”
正如书的标题，他还为自己和同代人提出了一个问题——80后，怎么办？
在一个财富快速增长的社会，我们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不能回报家庭和社会
失败感曾经以极具现实主义的方式降临在杨庆祥身上。那是在2011年，他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后，不得不第三次从租来的“蜗居”里搬走。
那天，杨庆祥收拾好行李准备回家过年，出门时遇到房东老太太，还很热情地跟她打了个招呼，告诉对方“我明年回来还住在这里”。回应他的却是老太太冷冷的“逐客令”，说她要把房子从他们几个“散客”那里收回来，再租给中介。
那间14平方米大小的、短暂栖身却很快失去的房间，在当时的他看来，是自己在北京租到的“一个稍微正式一点”的房间。在此之前，他最开始租住在学校附近一个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筒子楼里，暂供他栖身的是一个12平方米的单间。月租800元，不能洗澡，也不能做饭，三层住户十几家共用一个厕所，厕所木头门上还挂着锁。
住进老楼后，生活也变得不“现代”了，他每天骑车去学校吃饭、洗澡。这种日子坚持了3个月，熬到严冬来临，他只好放弃了。
后来他“升级”了自己居住条件，那是个合租房客厅里的小隔间，大约12平方米，月租1000元。但“致命”的缺陷是，房间的一面是用毛玻璃隔起来的“墙”，因而隔音和隔光效果很差。夜里，如果有人突然跑到洗手间洗澡，或者走到客厅开灯拿东西，他就会被吵醒，于是只好用眼罩和耳塞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就算如此，这个年轻大学教师也能忍受。
不过，他“忍受”的机会也很快被剥夺了。在他住了大概半年后，中介公司和房东发生了纠纷，他被通知“换租”。
对那时刚工作的杨庆祥来说，过上这种困窘的租房生活是“迫不得已”的。在2004年以前，中国人民大学的青年教师可以分到一个小房间作为“过渡房”。但那年以后，为了响应国家住房改革制度，这个政策取消了。而他每个月的收入又不够去租住太昂贵的房子。
等到再次租房被“赶走”，杨庆祥的心情一下子变得“非常沮丧”。那天，坐在回安徽老家的火车上，他很“抓狂”，不停地打电话联系中介租房。焦虑的同时，他想到“我这个情况可能不是最糟糕的，可能还有很多同代人都在经历我这样的故事”。
他经常能听到身边的同龄人讲租房时遇到的各种遭遇。租房，是在异地工作、没有住房的年轻人，几乎都会面临的生存问题，也往往是他们刚踏入社会就要上的一堂必修课。
朋友李陀有一次跑到杨庆祥曾租住过的隔断间，当这个出生于1930年代的作家听说对面隔间住的是一对年轻夫妇时，突然很认真地问了一个问题：“那他们做爱怎么办？岂不是都被你们听到了？”那时，杨庆祥才意识这个问题，也突然“奇怪”地发现自己“很多次听到那对夫妻为了各种生活琐事吵架的声音，却一次也没听到过他们做爱发出的声音”。
“在一个如此简陋的出租房里，或许他们已经没有了做爱的欲望吧。”杨庆祥感叹道，“也许他们只能让声音小一点，更小一点，或者干脆放弃。”
他知道，“在北京有很多人的居住条件比我更简陋”。他和李陀一起去看人民大学附近的地下出租房，那些本可能是用于停车或者储物的空间，被建成一个个小鸽子笼一样的房间，潮湿阴冷，空气不流通，安全设备简陋。
在地下室，一个80后女生跟两名作家说：“你们是来租房的吗？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你们不要住在这儿，住久了会生病的。” 令杨庆祥意外的是，女生说那句话时面带笑容，“丝毫没有抱怨之意”。
作为一个有思考意识的学者，面对自己以及部分同代人居无定所的窘境和“屈辱感”，杨庆祥产生了很多疑问：“我们出了什么问题？是我自己不努力？个人奋斗不够？”
这位试图用知识来改变命运的80后不得不承认：“我充满了沮丧感甚至失败感。”
他眼中的现实是，“也许这一失败首先是个人的，在一个财富如此快速增长的社会里面，我们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不能回报家庭和社会”。
我们为自己摆脱了原来出身的阶层而感到幸运，但从那时开始，我们仿佛变成了一个悬浮的群体，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归属
那年寒假，杨庆祥在家里做了两件事，一是继续跟中介打电话租房子，二是把自己的“失败感”写成文章。
他袒露了一个80后体会到的社会痛感：
“比起我们的父辈，我们的成长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享受了父辈难以企及的物质丰富与个人自由，但我们也遭遇了我们的父辈完全陌生的痛苦，那就是飞涨的房价与贫瘠的收入之间的落差。
“那些至今还蜗居在北、上、广等大都市的一代年轻人，见证了在巨大的成功中所暗藏的痛苦，也许这是成功所伴随的部分代价。”
杨庆祥在北京上学和奋斗的十年，恰好赶上房价快速攀升的年份。他亲眼见证了那个“财富”疯狂增值、转移的过程：“2004年我到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周边的房价在每平方米4000元左右，但5年后的2009年，已经疯涨到了每平方米30000元，稍微好一点的小区已经在每平方米45000元左右。2010年被称为房产市场最严格的‘调控年’，但从10月份开始，房价却逆市反弹，我所在的小南庄一带，1980年代的二手房从10月份的每平方米30000元，涨到了12月份的33000元。”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10月份买下一套100平方米的旧房子，在两个月后转手就可以赚到30万。30万意味着什么？”他反问。
作为一个年轻的文学精英，杨庆祥有种“梦醒了”的感觉。他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这代人正生活在巨大的‘幻想’之中”。
在此之前，他以为有一种可能展示在80后这代人面前，那就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在社会上谋得一份有保障的职业，来完成身份的另外一种转化”。在他看来，这种“身份转化”，对绝大部分80后来说，是从他们原生家庭的阶层——工人或者农民，转变为“城市小资”，也就是去追逐所谓的“小资梦”：独立、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
义务教育和高校扩招似乎提供了这种希望，杨庆祥的个人奋斗，正是沿着那条轨迹行进的。他自我总结道，“1999年‘受惠于’高等教育的扩招进入一所本科大学学习，2004年又‘受惠于’研究生的扩招而获得研究生的学习资格”。
“至少在1999年我进入大学的时候，我与我周围那些朴素的同学一样松了口气，我们为自己摆脱了原来出身的阶层而感到幸运。”他说。
不过，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逐渐意识到，“80后进入了一个最尴尬的历史境地——从那时开始，我们仿佛变成了一个悬浮的群体，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归属”。
这位当代文学研究者，从大量文学作品中找到映照现实的“隐喻”。他在作家方方写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看到了这样一个80后形象：出身贫寒的青年涂自强，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他以及他身边的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次命运的突变，觉得自己从此会走上一条“新路”，会成为一个“成功者”。
但小说家为“涂自强”安排了另一种结局。“实际上从一开始，他就生活在一个相对固化和定型的社会秩序中”，结果失败变得不可避免——没有爱情，没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缺乏基本的生活和医疗保障，最终因身患绝症而终结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小说的情节是极端的，生活在现实里的杨庆祥从中获得的共鸣是，“像涂自强这样没有先在资本的人的失败似乎是注定的”。
“跟80后这代人成长步伐几乎同步的是，财富和资源日益集中，阶层也开始固化。”杨庆祥认为，“这正是这代人面临的历史困境”。
很少能够听到这一代人自身的告白
文章写完后，杨庆祥没想着要发表，因为有些担心。“别人很容易质疑我，你是博士，又在人民大学教书，至于惨到这个程度吗？”他说。
从事文学研究的杨庆祥自感，作为一个习惯思考的人，自己可能比别人“更敏感”。他一直记得在地下室见到的那位笑容满面、语气里没有抱怨的女生，“她可能觉得住在地下室没什么问题。这样问题就来了，她觉得那是理所应当的，但我觉得并不应该是这样”。
2013年暑假，杨庆祥跟几个编辑聊天，曾经做过三联书店总编辑的董秀玉问起“80后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想法”，他提到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叫《80后，怎么办？》。
董秀玉看完之后觉得“挺有意思的”，因此有了“可不可以做个讨论”的想法。
杨庆祥的这篇文章最先发表在《天涯》杂志上，题目被改成了更“励志”的《希望我们有路可走》。合在一起发表的，还有另外两篇80后讲述成长过程和精神履历的文章。杂志的《编者按》里写道：“将他们编辑到一起，并非出自认同他们对自身经验的解读与判断，而是因为很少能够听到这一代人自身的告白。”
《编者按》里还交代了发表这组文章的现实背景：80后以一种叛逆、自我、自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十余年过去，这些已经跨过或正在奔往而立之年的80后，如何处理个人与现实的复杂关系，在历史的链条中寻找到恰当的定位，将自身的身家性命安放？
后来，诗人北岛看到了杨庆祥的文章，跟他说“觉得文章挺重要的”。于是，这篇文章再次发表在香港的《今天》上。
文章发表后的反响有点超出杨庆祥的想象。一个不认识的人在他微博上留言说，论坛上有很多讨论，要他赶紧去看。有人骂他，也有人支持他，“什么都有”。有的骂得很厉害，“说你凭什么代表80后”；有人说“你毕业3年就是副教授了还这么矫情”；还有个观点“比较有代表性”：既然在北京生活那么苦，为什么要赖在北京，回到二线或者三线城市不是更好？
面对“凭什么代表80后”的质疑，杨庆祥为他所讲述的“80后”作出界定——“是指经济基础一般，工人、农民或者小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那群80后”。他自感“无法为80后代言”，而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为引起讨论。
作家阎连科在香港科技大学读到杨庆祥的文章很是惊喜。“终于有一个人把这一代人的问题集中进行了梳理和思考，你可以不赞成，甚至反对他，但毕竟有人站出来总结他这一代人了。”阎连科说。
作为一个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阎连科在公开场合直言不讳地批评80后“很少自主发声”。对曾被寄予希望的这代人，他显露了极大的失望。
“几乎看不到80后真正站出来呐喊：我们为什么处在这个社会，我们为什么买不起房子，为什么找对象出现了问题，为什么结不起婚，为什么我们的工作出现了很多问题。”
阎连科指出杨庆祥文章里的不足，在他看来，如果要描述80后这代人，至少不应该忽视另一个80后群体——农民工。来自官方的统计是，这个群体的数量已经达到1亿。
阎连科提醒杨庆祥说，“现在你谈论的是作为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接受过完整的硕士、博士教育的人的想法。但其实你要有底层的经验，你应该关注比如说农民工群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肯定更困难”。
这番话启发了杨庆祥，也勾起了他对过往生活经验的回忆。2006年夏天，他在广东东莞跟当农民工的朋友一起生活过两个月。当时，驱使他南下的动机是，他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命运曾经有过“分轨”，如果不是因为考上大学，自己“本来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应该跟同龄人一样，“在工地上搬砖，戴着安全帽，被工头呼来喝去，拿饭盒打二两饭，吃不饱”。
不同80后群体之间存在着“很大隔膜”，甚至“比想象中还相互缺乏了解”
杨庆祥再次来到东莞是在2014年。他跟几个不同身份的80后进行了对话，其中有普通工人，工厂里的“储备干部”，国企员工，还有企业老板。
杨庆祥记得，他在东莞问一个1982年出生的农民工“有没有考虑过回到农村生活”，对方用一种“怎么可能”的眼神看着他，然后狡黠地回答：“除非我家那里也像东莞这么发达。”
在杨庆祥眼里，那是个典型的农民工，对土地没有任何实质概念，几乎一个月就要换一次工作，也没有任何积蓄，偶尔在月底还要向朋友借钱。对方还充满自信地告诉杨庆祥：不要担心储蓄养老的事情，我坚信在我老的时候，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养老保险。
这样的热情和自信让杨庆祥感到意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感染”了他。同时，他也意识到，不同80后群体之间存在着“很大隔膜”，甚至“比想象中还缺乏相互了解”。
作为来自另一个80后群体的“闯入者”，杨庆祥容易觉察到陌生环境里一些不寻常的地方——尽管真正置身其中的人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在一个陶瓷加工厂，杨庆祥看到很多工人在巨大的噪音和灰尘中劳作却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当他问为什么没有相关劳动保护时，那些工人几乎以一种“鄙夷”的眼神看着他。
“也许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构成一个问题。构成问题的是，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这些钱又代表着多少商品和购买力。”杨庆祥说。
杨庆祥原本是带着疑问来到东莞的，他想了解80后农民工，跟上一代人相比，“会有哪些新的意识、想法、生活方式”，以及“是否有可能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在杨庆祥的观察中，他们大部分还停留在“生存的基本层面”，几乎没有任何现代主体意识和“抵抗意识”。在这个代表“小资”群体的80后看来，“这也是80后这代人的失败”。
2013年夏天，当对东莞农民工的记忆已经有些淡去的时候，杨庆祥从母亲那里得知一个消息，一个他儿时玩伴的年轻妻子去世。她生于1985年，在上海一家成衣厂打工，“或许是加班操劳过度，突发脑溢血，草草抢救无效后死亡”。
母亲在电话里连连叹息，说最可怜的是两个孩子，一个6岁快上学了，一个还在地上爬。
“这大概是个最普通的故事”，杨庆祥听说，即使这个女子的家人亲戚，也没有多少怨言怨语，不过跟自己母亲一样，更多地将之归于“命数”。
你可以和他们成为朋友，但你没有办法与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交流
因为意识到个人的“挫败”，杨庆祥试图走出困境，他觉得“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去寻找历史”，把个人从“失败”中拯救出来。
这位文学研究者解释这种“拯救”，是深具文史传统的国度所惯常的行为方式。比如李白在《将进酒》中就有言：“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因为意识到了自我的失败，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历史之中，通过“留其名”把自我从当下的失败中解救出来，所以李白才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失败者的勇气和胆识。
他尝试追问，对于今天的80后来说，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找得到这种安置失败的历史位置和历史意识呢？
杨庆祥梳理了自己的成长阶段。他出生时正好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时，用父亲的话来说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吃饱饭没有问题了，所以他对饥饿是没有记忆的。
等到他上初中二年级，市场经济的大幕已经拉开，但是对于面临巨大升学压力的中学生而言，除了发现每个学期会有几个同学辍学之外(大多是去南方打工)，也没体验到这一历史对于自身产生的影响。
2003年SARS事件暴发后，他跟同学们“被圈在大学校园里面唱歌跳舞”，除了不能出校门之外，“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同”。
再后来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众多的80后涌入汶川，争当志愿者，这成为一个“大事件”被媒体广泛关注，并以此判定80后责任意识的确立。但杨庆祥反思自己和一些同龄人当时的反应，觉得“其中的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汶川地震发生的当天，他立即打电话约朋友一起报名做志愿活动，但当时的第一想法并不是要去做一个尽职尽责的“志愿者”，而是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自己应该成为这个事件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或者说必须找到一种在历史之内的感觉和体验”。
杨庆祥随后为自己的这种想法“惭愧万分”，自责“与数十万葬送的生命相比，站在历史现场的想法太过于自私自利”。
他放弃了做志愿者的诉求，但这件事刺激了他的思考，“为什么我们会把一场大灾难变成一个历史嘉年华和无与伦比的大戏”？
他的结论是，“也许这恰好证明了历史在我们身上的缺失”。在许多80后的成长中，历史是历史，生活是生活，只有在很少的时候，历史和生活才发生了对接的可能，比如大地震。正因为这种机会是如此之少，才有那么狂热的历史参与症状。“从这个意义上说，80后是历史存在感缺失的一代”。
而这种“历史缺失感”在这代人身上的典型表征，“就是以一种近乎‘油滑’的态度面对生活和他者”。
在他看来，“油滑”态度影响下，他的同龄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日常言行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可以无视一个事情的性质和范畴，而用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和语气，来对其进行嘲讽和戏谑”。
这令他感到担忧， “今天的80后年轻人非常善于模仿生活，但是，却不会自己构建一个真正有效的生活。你可以和他们成为朋友，但你没有办法与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交流”。
以为我们可以走出一条新路，可以构建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或者仅仅只是新的自我表达方式，但这些也全部失败了
《80后，怎么办？》从一篇文章扩充为整本书是在2015年春天。差不多同时，杨庆祥卖掉了自己在北京南四环外买的房子，重新选择了租房生活。
杨庆祥当年“义无反顾”地买房是为了摆脱居无定所的痛苦，但受限于经济能力，只能买在远离北京市区的地方，而稳定的代价是要在交通上损耗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有一次，有位老教师听说杨庆祥从家到学校路上要花一两个小时，以一种很惋惜的口气说：“这么长时间可以读多少书，做多少研究，干多少有意义的事情啊！”
来自老教师那种隔着“代际”的不解和惋惜，让杨庆祥意识到80后这代人的某种现实宿命，“我们在生存基本层面上消耗太多，以至于留给精神层面的时间和精力受限”。
将近4年过去了，35岁的杨庆祥已经从“居无定所”的个体“失败感”里抽离出来了。随着他更深入的思考和观察，他直言80后的“失败”，“不是说此时此刻买不起房子，或者此时此刻找不到工作”。
不久前，在一次主题为《80后，怎么办？——一代人的困境与出路》的读书会上，杨庆祥对这种“失败”有了更深刻的解释：“父辈和我们自身都曾以为80后这一代可以走出一条新路，可以构建一个新的生活方式，至少在最低的层次上，可以构建一种新的表达自我的方式，新的价值观，或者新的审美，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这位青年批评家声称，“站在2015年这个节点来看，这些全部失败了”。仅从他熟悉文学领域来看，“80后近年来没有提供有分量的作品”。
嘉宾阎连科的声音更加直接和犀利，他直言，“今天说80后以自我为中心，更多是停留在物质上的，比如说房子、车子，我想要、我想买，父亲母亲帮着我买，整个周围的人要为他奋斗。但是，在这一代人身上，几乎找不到他们在精神上以自我为中心”。
他甚至用“懦弱”来形容80后这代人，“相对50后和60后，80后是相当懦弱的一代人，懦弱到我们今天面对社会现实的时候，再也找不到一种80后的声音来了”。
当这位50后一下子抛出“懦弱”的说法时，现场依然是平静的。当天，读书会现场座位被占满了，来的年轻人大多是80后。
不免会有同代人问杨庆祥，面对“你所谓的失败”，80后到底该怎么办？作为写书发问的作者，杨庆祥没有给出具体的路径。
他在书中这样写道：“从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中醒来，超越异己的失败感，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不仅仅是讲述和写作，同时也要把讲述和写作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
当有人追问他如何更通俗地理解这段话时，他回答：“简单地说，去实践吧，去感悟吧，一定不要停止独立思考。”
